我同原子核科學“結緣”
記得15歲那年（即1928年），我還在蔡元培先生任校長的孔德學校讀書，這是北京大學教授的子弟學校（現(xiàn)改名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學）。有一天，我讀到孫中山先生著的《建國方略》，書中把未來中國的藍圖描繪得十分鼓舞人：以蘭州為中心的幾大鐵路干線，北方、東方和南方的大港……讀著讀著仿佛走出黑暗涵洞，立見光明?？墒呛仙蠒幌耄陕浜蟮礁粡?，由黑暗到光明，其間有多么大的空白要去填充??！朦朧中感到有責任響應先生的主張。要使國家擺脫屈辱，走向富強，除去建設強大的工業(yè)，發(fā)展先進的科學技術，別無他途。于是我決定集中學習數(shù)學與物理，以備考南洋大學（即后來的上海交通大學）學電機工程。
父親對我們的學習興趣從不干涉，知道了我的想法之后，欣然支持。不過，他提醒了我：南洋用的是英文課本，而我在孔德學校學的外語是法文。因此，1929年我先考進了北京大學理科預科，想待英文適應后再考南洋大學。
在年輕人的心目中，誘人的事情總是那么多，時常讓你眼花繚亂。原子核科學就是一個非常神秘而誘人的學科，尤其在本世紀30年代，正是該學科發(fā)展最激動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這個時候同原子核科學結了緣。那是1932年，我改變學工科的初衷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
很巧，就在同一年的2月27日，英國物理學家查德威克（J.Chadwick)根據(jù)從法國傳來的伊萊娜·居里（I.Curie）和弗萊德里克·約里奧（F.Joliot）作出新的實驗的消息，進行一系列實驗，證實了她（他）們的實驗結果，并且宣布發(fā)現(xiàn)一種新的粒子——中子，從而獲得了193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而約里奧·居里夫婦本來早于查德威克一個多月就作出了發(fā)現(xiàn)中子的實驗結果，就是說已經在事實上發(fā)現(xiàn)了中子。可惜的是約里奧·居里夫婦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沒有在理論解釋上跨出這一步，因而使這項本該得到的劃時代的重大發(fā)現(xiàn)，從自己的手中溜掉了，成為科學史上的一大憾事。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約里奧·居里夫婦由于發(fā)現(xiàn)了人工放射性，也獲得了1935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還巧的是，當我1936年離開幽雅寧靜的清華園踏入社會的時候，系主任吳有訓教授把我推薦給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嚴濟慈所長，任助理員，從事分子光譜方面的研究。約莫過了半年時間，經嚴濟慈所長的鼓勵，我參加了中法教育基金會組織的留法學生考試，當時有鐳學、流體力學和微生物學各一個名額。我考取了鐳學，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核科學研究最先進的機構之一——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指導我從事研究工作的導師，正好又是發(fā)現(xiàn)人工放射性的約里奧·居里夫婦。
可以想象，這一切對于一個剛邁出學校大門，充滿科學幻想的青年，該是何等幸運！
然而，現(xiàn)實的中國卻總是如此不幸。正當赴法行期在即，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侵略者的鐵蹄踏到了中國人的脊梁上，當局又是那樣腐敗無能，什么氣節(jié)、國格，一切蕩然！民眾的心在劇痛，在流血！加之，家父由于憂憤國事，高血壓驟然加重，吉兇難卜。我開始躊躇了：國難家患臨頭，我能忍心離去嗎？
父親察覺了我的心思，他強忍著痛苦和離愁勸導說：“這次出國，是極難得的機會。你學的東西，將來對國家是有用的，報效祖國，造福社會，路程還遠得很哩！男兒之志，不能只顧近憂啊！”
1937年夏秋之交，我到達巴黎。沒有料到在這里竟工作、生活了11年。
1940年取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1946年獲得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1947年升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導師。11年總共發(fā)表了研究論文近40篇。其中由我、何澤慧（1946年春我們在巴黎結為夫妻）、沙士戴勒（R.Chastel）和微聶?。?SPAN>L.Vigneron）合作，對于鈾核三分裂（約300個裂變中有1個三分裂）和四分裂（上萬個裂變中有1個四分裂）的發(fā)現(xiàn)。曾被約里奧教授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他的試驗室的第一個重要工作。關于鈾核三分裂機制的解釋，已為各國物理學界所接受，它進一步豐富了人們對裂變現(xiàn)象的了解和認識。
希望從這里萌生
一個外國科學工作者在法國晉升為研究導師，又獲得了一定的榮譽，很自然，周圍的人們都據(jù)此以為我們會長期在居里實驗室工作下去。
但是，我和何澤慧的想法很明顯：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祖國再窮，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貧窮落后，更需要我們去努力改變她的面貌。
于是我于1948年初夏向約里奧先生和伊萊娜夫人鄭重提出回國要求。他們盡管很舍不得我們走，為我們離去而惋惜，但聽了陳述之后，都表示理解和贊成我們的決定。約里奧先生說：“我要是你們的話，也會這樣做的。”他們把當時還很保密的重要數(shù)據(jù)告訴了我們，還將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給我們帶回國。伊萊娜夫人臨別贈言：“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
我?guī)е@些熾熱的情誼和殷切的期望，于1948年夏回到了闊別11年的祖國，任教于清華大學。
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不平凡的年頭。我有幸親身經歷了那些不平凡的日子。按當時的感覺，周圍的一切似乎在一霎那之間都發(fā)生了變化。變化之大和突然，簡直讓非身臨其境者無法確信。
1949年3月的一天，人民解放軍和平進入北京城不到兩個月，我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參加代表團去巴黎出席保衛(wèi)世界和平大會。團長是我少年時就崇敬而從未見過面的郭沫若。
記得有一年，孔德學校排演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劇中姊姊聶容送弟弟聶政去行刺奸臣的悲壯場面，深深打動了我的心。還有，父親也常講起過郭鼎堂（郭沫若的筆名）的著作，特別對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甲骨文研究》備加贊賞，認為郭沫若在這方面的成就遠非前人可比。
代表團里還有各界知名人士，如馬寅初、張奚若、許德珩、錢俊瑞、翦伯贊、田漢、洪深、丁玲、許廣平、徐悲鴻、蕭三、程硯秋、李德全、裴文中、戈寶權等。我想這是我向各方面專家、前輩學習的一個難得的好機會。
不過，我作為一名自然科學工作者，也還應該有自己業(yè)務方面的一份責任。于是想到這次去巴黎會見到我的老師約里奧·居里先生，如果請他幫助訂購一些原子核科學研究的必要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穿過封鎖運回來，正是極好機會?？墒寝D念一想，外匯拿得出來嗎？我抱著成與不成試試看的心理，把以上想法當面跟一位組團的聯(lián)系人提出了，并且說了大約要20萬美元的數(shù)額。
此后三天未見信息。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書生氣太重，不識時務，不懂國情。戰(zhàn)爭還沒有停息，剛解放的城市百廢待舉，農村要生產救災，國家經濟狀況何等困難，怎么可能在這種時候撥出外匯購買科學儀器呢！這不是完全脫離實際的非份之想么？
第四天，接到一個電話，要我到中南海去。有關什么事，沒有說。
在中南海里，等待我的是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他熱情招呼之后，便說：“三強，你的那個建議，中央研究過了，認為很好。清查了國庫，還有一部分美金，有這個力量，決定給予支持。估計一次用不了你提的全部款項，因此在代表團的款項內，先撥出五萬美元供你使用。”還說：“你是代表團成員，和代表團秘書長劉寧一又熟悉，用款時，你們商量著辦就成了。”
此時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
這樣的激動心情，在法國時曾有過一次。那是1938年4月6日。國內抗日軍會戰(zhàn)臺兒莊，取得了殲滅侵略軍兩萬余人的第一次抗戰(zhàn)大勝利。留法學生聽到這個勝利消息時，真是感到揚眉吐氣，大快人心，都情不自禁地激動得哭了。
不過，那時的喜悅太短暫了。
當我得到那筆用于發(fā)展原子核科學的美元現(xiàn)鈔時，喜悅之余，感慨萬千。因為這些美元散發(fā)出一股霉味，顯然是剛從潮濕的庫洞中取出來的，不曉得戰(zhàn)亂之中它有過什么經歷，而現(xiàn)在卻把它交給了一位普通科學工作者。這一事實使我自己都無法想象。
由此往前不到半年，就是1948年下半年，也是在這個北京城，我曾經為了適當集中一下國內原子核科學研究力量，幾番奔走呼號，可是每回都是掃興而返。
當初我任教于清華大學，就首先找到校長梅貽琦。梅校長表示理解我的建議，但無能為力。他說：“你的意見何嘗不對，可現(xiàn)在是各立門戶、各自為政，誰能顧得上這些呢！”
接著，我又去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的門。胡先生與我父親多有交往，“五四”時期曾經輪流編輯過《新青年》。1945年，我從法國到英國學習核乳膠技術，在倫敦見過胡，他還積極動員我回國。他現(xiàn)在既是一名校長，又是可與最高層通話的要人，也許他比梅貽琦的作用大。在我講明來意后，他搖了搖頭，感慨道：“門戶之見，根深蒂固。北平有幾攤，南京有幾攤，幾個方面的人攏在一起，目前的形勢下不易辦得到。還是各盡其力吧！”
最后，我找到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希望把北平的有關力量先聯(lián)合起來，加強協(xié)作。他的回答是：“在一定時期開開學術討論會是可以的，其他恐怕難以辦得到。”
幾經碰壁，希望成為泡影。我苦思著，輾轉反側，夜不能寐。一個多世紀以來中華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躪，受侵略，能夠簡單歸咎于經濟窮困，沒有能力發(fā)展事業(yè)嗎？能夠說是中國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國人智力低下嗎？自然不是。造成這種歷史屈辱的根蒂，在于歷代當政者愚昧、腐敗、無能！
而眼下這些新的當政者，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了。盡管五萬美元對于發(fā)展原子核科學所需，不是過大的要求。然而，他們的遠見卓識和治國安邦之道，一舉之中昭然天下，讓人信服，給人希望。
最高決策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有過公認的輝煌成就?？墒堑搅私?，特別是實驗性很強的如原子核科學等，幾乎是空白。1949年以前，雖然北平研究院有一個原子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內也設有核物理部分，但是論其當時的工作條件、人員情況，真可以說是徒有其名。以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為例，全所研究員只有何澤慧和彭桓武教授，此外有一名助理員、一名事務員。所址一部分在東皇城根一處四合院內。當局每月?lián)芙o的全部經費，只夠買十幾只真空管；室內空空蕩蕩，儀器設備奇缺，我們只好騎著自行車大街小巷跑舊貨攤、廢品站。我們曾經從天橋拍賣行買回一臺舊車床，自己制作一些簡單儀器。
據(jù)我所知，1949年以前，中國的其他科學領域也都如此，都是科學家個人憑著為國家富強的熱情和獻身精神，在經費拮據(jù)、人員不足、手段落后和社會動亂無常的困難條件下，自發(fā)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而長期形成中國科學研究的兩大致命弱點：一是缺乏計劃性，誰也沒有長期準備；二是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聯(lián)系，難于進行集體合作。
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后，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立即著手改變以往的狀況，使科學能夠真正服務于國家的工業(yè)、農業(yè)、國防建設、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周恩來總理特別指示，要發(fā)展新興學科，如原子核科學、實驗生物學等。不久，第一個名副其實的原子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和中研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的基礎上建立了，先是吳有訓兼任所長，我任副所長；一年后，我任所長，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長。研究內容包括：實驗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學、宇宙線研究、理論物理、電子學等。僅兩三年時間，一大批有造詣、有理想、有實干精神的原子核科學家，從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東歐和國內有關大學、研究單位紛紛來到所里，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組成了中國原子核科學的研究中心。經費、條件也大有改觀，僅1950年，由于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政府在財力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按預算撥給中國科學院人民幣287.2萬元，從而原子核科學也得到了重點支持。
然而，就整體而言，到底基礎薄弱，物質條件尚差，還有外部的壓力和封鎖……中國原子核科學事業(yè)，如何根據(jù)自己的國情國力發(fā)展，確實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決策。
1955年1月14日，我和地質學家李四光同時被召到周恩來辦公室，在座的還有薄一波和地質部副部長劉杰。周恩來先請李四光講我國鈾礦資源勘探情況，接著由我介紹原子核科學技術研究狀況。周恩來全神貫注聽了我們的每一句話，并且洞察問題的關鍵，詳細詢問了原子反應堆、原子彈的基本原理，以及發(fā)展這項事業(yè)的必要條件等。然后他告訴我們：“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要聽取這方面的情況，你們做點準備，簡明扼要，可以帶點鈾礦石和簡單儀器做點現(xiàn)場演示。”
第二天，我和李四光等按時到達中南海的一間會議室，里邊已經圍坐許多熟悉的領導人，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德懷、彭真、李富春、陳毅、聶榮臻、薄一波等。
這是一次專門研究發(fā)展我國原子能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
毛澤東主席主持會議，開宗明義：“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
李四光拿出一小塊黃黑色的鈾礦標本，說明鈾礦資源與發(fā)展原子能的密切關系。1954年上半年，我國第一次在廣西發(fā)現(xiàn)了鈾礦資源。領導人一個一個傳看著鈾礦標本，對它那神話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我匯報了幾個主要國家原子能發(fā)展的概況和我國近幾年做的工作。為了加深直觀印象，我把帶去的自己制造的蓋革計數(shù)器放在會議桌上，把鈾礦石裝進口袋里，然后從桌旁走過，計數(shù)器便立刻發(fā)出嘎、嘎、嘎的聲音，這時全場都高興地笑起來。有的領導人興趣正濃，還親自作了試驗；有人提出那樣這樣的問題，詢問國內國外的情況，氣氛十分活躍。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開始作總結性講話：“我們的國家，現(xiàn)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到更多的鈾礦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chuàng)造了一定條件。過去幾年，其它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F(xiàn)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你們看怎么樣？”毛澤東看了看大家，接著強調說：“現(xiàn)在蘇聯(lián)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么奇跡都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
會議對大力發(fā)展原子能表示了極大興趣和決心。
毛澤東突然語氣一轉，以哲學家的見解向我提出關于原子的內部結構問題：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質子組成的嗎？”
“是這樣。”我隨口回答。
“那質子、中子又是由什么東西組成的呢？”
他的問題并不離奇，要回答準確使我作難。只好照實說：“這個問題正在探索中。根據(jù)現(xiàn)在研究的成果，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謂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澤東略加思考，然后說：“我看不見得。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tǒng)一嘛！不過，現(xiàn)在實驗條件不具備，將來會證明是可分的。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
這是一個預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學預言。
事有湊巧。就在同年晚些時候，美國科學家塞格勒（E.G.Segre）、恰勃林(O.Chamberlain)等，發(fā)表了他們用質子轟擊銅靶，首先發(fā)現(xiàn)反質子；同時，發(fā)現(xiàn)一種不帶電、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到了吃飯時間，大家從會議室來到餐廳，擺有3桌飯菜，6樣普通的菜，多帶辣味。我同毛澤東在一桌，坐在他的對面；他左邊是彭真，右邊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話同毛澤東交談，無拘無束，十分開心。
席間，彭真向毛澤東提起了我的父親：“三強的父親錢玄同原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時也在北大，見過面沒有？”
“知道，但是沒有見過面。”毛澤東回答了彭真，然后微笑著對我說：“最近我讀過你父親一篇文章《〈新學偽經考〉序》。”
“父親寫這篇文章時我正讀高中，曾經聽他說過，花了不少功夫寫成的。”我說。
毛澤東又說：“錢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評了他的老師章太炎?！缎聦W偽經考》是康有為的著作，他說許多古書都是經過后人篡改過的。章太炎對這本書有反對意見。錢先生為這本書作了長序，這篇文章代表他對經學今文、古文問題的成熟見解。他在文中提出：總而言之，我們今后解經，應該實事求是，而絕對破除‘師說’、‘家法’……錢先生反駁了他的老師章太炎。有這種勇氣，是很不容易的。”
最后，毛澤東舉起酒杯站起來，大聲說：“為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發(fā)展，大家共同干杯！”
是不是凡屬政治家都很快地對重大科學問題有遠見，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來呢？
在美國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事例。那是二次大戰(zhàn)正炮火連天，而原子核科學不斷有突破性進展的時候，一位原本抱著和平主義立場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Einstein），出于對希特勒摧毀文明的憎恨和擔憂，為西拉德（L.Szilard）等人所勸服，于1939年8月2日上書羅斯福(F.D.Roosevelt)總統(tǒng)，提請注意核物理學的最新發(fā)展，指明核裂變所提供的一種危險的軍事潛力，并警告他，德國可能正在發(fā)展這種潛力，美國政府必須迅速采取行動，防止德國首先掌握原子彈。
起初，羅斯福對此事并未加以重視。盡管羅斯福10月19日給愛因斯坦的回信中，提到要任命一個委員會“詳細研究你的關于鈾元素的建議的可能性”，但是事情仍然進行很緩慢。西拉德只好再次說服愛因斯坦于1940年3月給羅斯福寫了第二封信。
與此同時，幫助愛因斯坦轉交信件的經濟學家、羅斯福的好友薩克斯（Sachs）趁總統(tǒng)早餐的時間，給他講述了拿破侖因拒絕科學家建造動力船隊的建議，無法渡過英吉利海峽，未能征服英國，結果腹背受敵，飲恨終生。羅斯福從這一教訓和科學家的再三提醒中受到啟發(fā)，決心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終于最先制造出反應堆和原子彈。
我們中國的原子核科學家，在這方面應該說一直是幸運的。國家最高層不但有果斷的決策，實行決策的條件、措施也都在周總理的運籌之中。初時，技術力量不夠，周恩來親自決定從在蘇聯(lián)和東歐的留學生中抽調300余名專業(yè)接近的學生轉學與原子能有關的專業(yè)；他批準在北京大學建立技術物理系，從全國各大學物理系抽調一批學生轉來專攻原子核科學；不久，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也應運而生。周總理及時提醒我們，要注意做好宣傳工作，特別是向各級領導作宣傳。于是中國科學院組織了北京的有關專家，組成原子能科學技術宣講團，到各地進行科普講座；出版了《原子能通俗講話》，發(fā)行20萬份……就這樣，許多辦不到的事情辦成了，難以出現(xiàn)的奇跡出現(xiàn)了。
嚴峻考驗
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災人禍同時重重地撞擊著中國大地。對于中國原子能事業(yè)來說，那是一個卡脖子的年代。
當我們自身的教訓還沒有來得及總結、清理，標榜“無私援助”的“老大哥”卻在這時真的變了心。
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8月23日，蘇聯(lián)又單方面終止兩國簽定的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撤走了全部專家，甚至連一張紙片都不留下，還譏諷說：“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守著這堆廢銅爛鐵吧！”
作為一個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此時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這對于中國原子核科學事業(yè)，以至于中國歷史，將意味著什么。前面的道道難關，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軍萬馬都會擱淺。真是這樣的話，造成經濟損失且不說，中華民族的自立精神將又一次受到莫大創(chuàng)傷。其實，一年前即1958年5月16日，毛澤東曾在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即后來的核工業(yè)部）的一個報告上批示：“尊重蘇聯(lián)同志，刻苦虛心學習。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賈桂，賈桂是誰也看不起的。”
京劇《法門寺》中的賈桂，奴顏婢膝，別人讓他坐，他說站慣了。在以往的中國，不乏其人，不乏其事，因此世界列強可以為所欲為，欺辱中國，蔑視中國人。
但是，歷史的進步是客觀存在。中國已經改朝換代了。尊嚴和骨氣，再也不是埋在地層深處的礦物。
“自己動手，從頭做起，準備用8年時間，拿出自己的原子彈！”毛澤東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再次發(fā)出號召，“要下定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算的。”
疾風識勁草，嚴寒知松柏。在正確的決策下，原子能戰(zhàn)線上的科學技術人員、領導干部和工人、解放軍，不論男女老少，個個精神抖擻，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發(fā)展核科學的偉大事業(yè)。
為了記住那個撕毀合同的日子，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工程代號，定為“596”。
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鄧稼先為首的一批理論與實驗物理的優(yōu)秀科學家，從中國科學院和高等學校調到核武器的研究機構，直接承擔起各個環(huán)節(jié)上的攻堅任務。
蘇聯(lián)專家撤走后，周光召立即把在蘇聯(lián)杜布納聯(lián)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國專家召集到一起，進行討論：離開外國人的幫助，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彈？回答是肯定的。20余人聯(lián)名向國內寫信，“請纓”回國參戰(zhàn)。周光召回國后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論部副主任，鄧稼先為主任。
人馬調齊，工作配套，各方面的研制進展神速。
有一種擴散分離膜是鈾235生產中最關鍵、最機密的部分，蘇聯(lián)人稱它是他們“社會主義安全的心臟”，從不讓中國科學家按近，就是參觀學習，也只許站在老遠的地方望一眼。我們原子能所為此組織了攻關小組，由學術秘書錢皋韻牽頭，聯(lián)合中國科學院、冶金部和復旦大學等幾個研究單位，經過4年努力，研制成功合格的擴散分離膜，并開始批量生產，使我國成為繼美、蘇、法之后，第四個能制造擴散分離膜的國家。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制成我國第一臺大型通用計算機——109丙機，成功地承擔了第一顆原子彈內爆分析和計算工作。
原子能研究所及時組織了于敏、黃祖洽等青年理論物理學家，在進行原子彈研制的同時，開展了氫彈原理的預研工作；核武器研制進入決戰(zhàn)階段后，于敏、黃祖洽等30余人合并到武器研究所，加快了氫彈研制的速度，創(chuàng)造出了從原子彈到氫彈進程上的奇跡！
所有這些工作的成功，都離不開周恩來和聶榮臻的直接領導與指揮，離不開全國上下左右大力協(xié)同的奮斗精神。
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遮蓋在中國大地上的烏云吹散了，心頭的疑團解開了，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干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道理就是這樣簡單明白：受制于人的地方越少，獲得的東西就越多。
當1964年10月16日我國西部上空升騰起第一朵蘑茹云的時候，有些外國人還不以為然，以為只不過是一個低水平的玩意兒，直到他們對大氣中的漂浮物進行分析后，才感到驚訝。
僅僅2年零8個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了，成為世界上從原子彈到氫彈發(fā)展最快的國家。這回又有人說啦：“中國人真神！”其實也不神，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中國人并不笨，外國人能夠做到的，中國人經過努力，也能夠做到。
?。ㄞD自《人民日報》（海外版），1990.11.5-6）
